今年初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，加拿大總理卡尼發表了震撼世界的長篇演講，他將過去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比喻為一塊正在被撤下的“虛假招牌”，並號召“中等強國”聯合起來應對變局，在國際事務上爭取戰略自主。幾乎同時間，法國、韓國、加拿大、英國等國首腦相繼訪華，表達深化合作意向，令國際社會更加關注“中等強國戰略自主”這一話題。

　　我們認為，需結合理論、歷史、現實、政策等多個角度理性觀察和分析“中等強國戰略自主”的當代意涵與表現形式，並對其未來演變趨勢進行把握。總的來看，“中等強國戰略自主”是國際權力轉移的跡象，體現了國際實力格局的變化，但其兩面性決定了衹有“戰略自主”與和平共處、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理念相適應，中等強國才會成為引領新秩序、建構新規則的積極力量。

　　第一，中等強國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聚焦的概念，國際權力體系較穩固時，中等強國雖有自主意識、自主行為，但難以產生集體性、戰略性效果。

　　在國際關係理論中，“中等強國”並非是嚴密而獨立的概念，而是與現實主義理論譜系下權力轉移理論相關的名詞，主要指在國際權力等級體系中，處於“支配性強權”之下、眾多小國之上的“金字塔”中間位置。毛澤東主席晚年所創“三個世界”理論中的“第二世界”，就是在美蘇兩極體系之下，由中等強國所組成的國家集群。中等強國擁有一定綜合實力、影響力，也具有一定自主性，但其所在等級體系越是穩固，戰略自主就越難以發揮、越難以轉化為集體性行為。

　　冷戰後，世界進入一超多強與全球化階段，中等強國指以美國盟友為主的中等發達國家，但隨著中國崛起、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話語權增加，中等強國的指涉對象也隨之發生改變，但其作用始終受到國際權力結構限制。例如2013年澳大利亞、韓國、印尼、墨西哥、土耳其五國發起“中等強國合作體”（MIKTA），然而十餘年過去，該組織始終停留於非正式、鬆散的對話平台，既未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多邊機制，也未能在解決國際問題中發揮實質作用。

　　第二，當前中等強國的戰略自主意識抬頭，本質是國際權力重心轉移、權力體系重組的趨勢，在外交政策上的具體表現，是“百年未有大變局”之見證。

　　過去，國際熱點問題長期由“南北問題”（經濟社會發展）與“東西問題”（意識形態）橫縱兩條軸線所支配，在上述二元敘事中“中等強國”的面目相對模糊，本質是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下，中等發達國家的普遍依附地位，而今“中等強國”概念強勢回歸，該群體的戰略自主意識抬頭、戰略自主行為出現示範效應與擴散效應，恰恰是國際政治板塊摩擦與位移的“先聲”：“要求自主”與“拒絕依附”形成了現象的一體兩面，支配性強權地位的鬆動則是根本原因。

　　當前中等強國所表達的“戰略自主”敘事，具有“三不要”的特點：既不要特朗普2.0的單邊、孤立主義，從去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萬斯批判歐洲的演講引發盟友噓聲，到此次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的慷慨陳詞引發滿堂喝彩，都是生動案例；又不要民主黨以“偽多邊主義”為包裝的“新冷戰”，近年來許多中等強國幡然醒悟，所謂“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”早已敗絮其中，拒絕回到“選邊站”的陣營政治；還不要參與“新秩序”，仍希望利用“舊秩序”獲得利益最大化，因而對中國在全球治理的角色持有一種觀望而謹慎的複雜態度。

　　第三，中等強國戰略自主是一把“雙刃劍”，既可能成為穩定世界政治、建構全球治理新秩序的積極力量，也可能異化為倒退性、顛覆性力量。

　　從積極角度看，戰略自主為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注入了多元性、能動性。近期，多個中等強國領導人強調，保持平衡務實的外交路線不僅符合國家利益、也具有道義正當性，說明並非是“左右逢源”而是“我自巋然不動”。由此可見，當中等強國實現戰略自主，廣大南方國家得以擺脫霸權陰影，一道展開務實的互利合作、推動區域化與互聯互通，共同抵制單邊主義與反全球化、主持國際公平與正義。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戰略自主也有可能淪為“潘多拉魔盒”，在國際秩序轉換、國際信用赤字、國際規則失靈的“空窗期”釀成重大風險隱患。以日本為例，由於特朗普政府推行戰略收縮並向盟友分攤安保責任，右翼勢力借機迅速竄起，令以“正常國家”為核心的日版戰略自主得到現實支撐，現任高市早苗獲得較高國內支持度、坐擁三分之二多數，更加劇了國際社會的擔憂；再以西方國家組成的“意願聯盟”為例，正是北約與特朗普政府對俄分歧的制度化產物，而該機制的常態化，致使烏克蘭危機複雜化、也令俄歐矛盾長期化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“中等強國戰略自主”本質上體現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、客觀決定主觀的人類歷史演進規律，要把握住其中的機遇、應對潛藏的風險挑戰，特別是要積極引導與“中等國家戰略自主”與“四大全球倡議”相適應、相兼容、相向而行，充分發揮中等發達國家在避免大國競爭掉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穩定力量，廣泛團結不同發展程度、不同社會制度、不同文明脈絡的國家，攜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。